何凌云:Household Electricity Demand, Pollution Emission and Public Health under Increasing Block Tariffs and Time-of-Use Pricing Policies

发布时间:2018-10-15浏览次数:270

(通讯员 张鑫)9月28日下午,暨南大学何凌云教授受邀到文澜学院开展学术交流暨学术校庆“名家讲坛”系列讲座活动, 讲座的题目为:“Household Electricity Demand, Pollution Emission and Public Health under Increasing Block Tariffs and Time-of-Use Pricing Policies”,文澜学院莫婷婷老师、王川老师及其他师生参与了本次讲座。

何凌云,现任暨南大学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市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入选者,Computational Economics、Fractals等多家国际学术期刊学术主编、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计算经济学、能源经济与环境政策研究、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研究。

何教授表示电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能源,电力价格关系国计民生。我国主要有阶梯电价和分时电价两种定价策略。考虑到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火力发电的实际成本及外部性成本,政府实际上是给予居民用电补贴。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旨在惠民的阶梯电价政策的初衷是否达到?即是否存在泄露效应?使得对电价敏感的贫困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降低用电消费,而豪侈用电用户却拿到更多的补贴。何教授从泄露效应的角度出发,旨在研究现行政策是否能实现负载平衡、错峰消费和用电公平。

何教授以安徽省为例,为了验证泄露效应的潜在原因是阶梯电价三档之间的价差比太小,在现行价格的基础上进行改动设置了三个不同价差比的场景。在三个价差比下,张教授首先分别计算了城乡的补偿性价格弹性和非补偿性价格弹性,发现相较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的非补偿性价格弹性更大,收入效应更大,替代效应也更大。接着,何教授先容了价格变动导致电力消费变动进而影响污染物排放和污染物浓度的情况。发现价差比最小的场景的污染物排放量和浓度减少的最多,并且此现象在城市和农村均存在。因此,扩大价差比反而降低了豪侈用电消费、污染物排放量,这证明了价差比并不是出现泄露效应和促进节能减排的原因。

何教授通过对家庭这一经济单位的深入了解,认为消费者面对非线性的电力定价时,是对平均成本做出反应的。所以目前的学者的研究方向是错误的。政策作用于每一个经济单位,应该关注家庭如何对政策做出反应。场景一的平均价格最高,所以电力消费更少,污染更少。紧接着何教授对居民的健康损失进行了计算。何教授将污染引发的呼吸道、心血管等疾病的死亡率转化为经济损失。发现场景一的减少的健康损失大于场景三的大于场景二的。因为场景一的平均成本更高,其减少的健康损失最多,这恰恰也验证了平均成本的正确性。

讲座的最后,何教授强调电力价格的改革必须更多的关注用电公平,考虑到不同用电群体的实际生活水平,增强社会稳定。其次,政策的作用对象是微观经济主体,所以要更多的考虑微观经济主体如何根据价格政策做出反应,并理解这种反应的内在逻辑,才能真正实现政策初衷。

何凌云教授的讲座深入浅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何教授还与现场www.130edf.com进行了充分的学术交流,针对www.130edf.com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让同学们不仅对能源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还接触了新的科研方法。讲座在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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